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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的文学业绩

茅盾以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和渊博的学识，为民族和人民大众的文学事业作出重大的贡献。他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他不断地从事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工作，又以很多精力整理研究中国的古典文学；他不仅是卓越的小说家，同时也以优美的散文和为数众多的杂文，给人以深远的影响。他和鲁迅、郭沫若等作家在一起，以辛勤的劳动，开拓了现代文学历史的新时代，奠定了现代文学的基础。

茅盾的创作是以小说著称的。他是当之无愧的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巨匠。他的小说是以深广的社会生活的描写,清晰的时代风云的展示,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概括和细腻入微的艺术刻画而引人入胜的。他以宏大的构思,敏锐的感受,不断地从艺术的总画面中揭示出一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命题，并形象地展示出某些本质方面，展现出历史的发展趋势。他的作品映现出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历史时代；映现出各个社会阶层的人民迫于黑暗的重压，挺而抗争和自觉革命的艺术画面。《霜叶红似二月花》反映的是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夕的社会状貌；《虹》则呈现出“五四”到“五卅”历史进程中的“壮剧”；三部曲《蚀》所概括的是20年代，即大革命到南昌起义前后的部分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和社会变动。长篇小说《子夜》从更广阔的背景上提供了30年代初期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斗争。《林家铺子》、《春蚕》等虽属短篇，却也同样深广地揭示了30年代中期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第一阶段的故事》、《走上岗位》和《锻炼》是以不同的画面献给抗战的图谱；《腐蚀》揭露的是抗战后期雾重庆豺狼当道、特务政治的罪行；剧本《清明前后》则以较大的时空跨度描绘出30、40年代到抗战胜利前夕的黑暗社会。综览这些作品，如果可以把艺术对生活的反映,称为一面镜子；那么,在茅盾这面镜子中，时代风云的变幻，人民革命的起落消长，帝国主义侵略的魔影,旧中国的腐败与黑暗景象,都得到真实生动的反映，构成形象的风云变幻的历史。这些都不是故事情节发生发展的背景,而总是与人物悲欢浮沉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们使茅盾作品由一幅幅气势宏大、色彩强烈的油画所组成，具有异常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既构成了茅盾创作风格的重要特征，也是他对提高现代文学思想艺术水平的突出贡献。

对于典型人物及其命运的探索，始终是茅盾注意的中心。事实上茅盾的创作不但有独特的艺术天地，也形成了自己的人物系列，创造了独具生命的艺术典型。首先，构成茅盾所创造的形象王国的是资产阶级的形象体系。它们互相补充着而又血肉关联着，展示出资产阶级的发展和命运的历史。从时代的进程来说，轮船公司经理王伯申（《霜叶红似二月花》），当属于“五四”前夕资产阶级的人物；到了《子夜》中的吴荪甫、赵伯韬、杜竹斋、周仲伟的形象，则成功地提供了30年代资产阶级群像。冯雪峰曾指出，在这方面我们“要寻找自1927年至抗日战争以前这一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形象，除了《子夜》，依然不能在别的作品中找到”。与此同时，在不断深化的艺术探索中，出现了何耀先（《第一阶级的故事》）、阮仲平(《走上岗位》)、林永清(《清明前后》)、严仲平(《锻炼》)，其中也包括那个苦心经营、精心划算却逃不脱破产倒霉命运的林老板（《林家铺子》）。这些人物的成就和艺术功力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是熟悉而又陌生的“近亲”。就这一形象系列的丰富性、生动性和艺术塑造的完满来说，无疑地，在茅盾的作品中构成了一个现代中国的相当完整的资产阶级社会，一部资产阶级命运的形象的历史。而这，正是理解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方面。这是其他作家所不能代替的，是茅盾为现代文学画廊所提供的新东西。其次，形成自己特色的还有各式各样的女性形象。静女士（《幻灭》）、孙舞阳（《动摇》）、章秋柳（《追求》）、梅行素（《虹》）、林佩瑶、林佩珊、张素素（《子夜》）、赵惠明（《腐蚀》）、唐文君、黄梦英（《清明前后》）以及严洁修、苏辛佳（《锻炼》）等等，在茅盾的艺术刻刀下都是栩栩如生的。她们的性格，曲折地留下了时代和社会的投影。她们相似而又有区别，有所联系又有所发展。例如，《幻灭》中的静女士，是具有怯弱、游移、多愁性格的人物。她不断地思有所动，却又犹豫不前。理想和现实之间，充满了矛盾和幻灭。这对大革命时期某些小资产阶级来说具有典型意义。梅行素、严洁修、苏辛佳等人物，都属于小资产阶级女性王国里的人物,但在梅女士身上,作家则强调她那种因时制变的往前直冲的性格力量；至于《锻炼》中聪明、肯干的苏辛佳和机警中糅合着天真气的严洁修，她们的进步行迹，与梅女士就又有所不同了。她们都以自己的声音笑貌，活在时代的风涛中，或者说，作家通过她们生活和爱情的窗口，看到了大世界。作家除了他所擅长的资产阶级人物和小资产阶级女性人物之外，也写了农民和市民社会，写了洋绅士，也描绘了土财主，凡此种种，说明茅盾生活的根底是厚实的，所以写人物的路子就很宽。

茅盾的创作是沿着现实主义的道路前进的。早期的思想和创作都留有自然主义的印迹。但是他不断地摒弃所短,扬其所长,从《蚀》到长篇《子夜》的出世，才五、六年的时间,便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子夜》的创作,标志着茅盾的创作走上了成熟的阶段，也是“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鲁迅以他的小说，开辟了新文学的纪元；茅盾则以《子夜》奠定了长篇小说革命现实主义的基础。茅盾继承并发展了鲁迅的严峻的现实主义传统，把现代文学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为现代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经验；自然，也包容着前进中的教训。

茅盾坚持革命现实主义道路，注重冷静的客观描写，力求逼真的再现生活。这使他的作品不只具有“史诗”的轮廓，甚至在细节的描写上也常常达到无懈可击的地步。尽管如此，他并不为自己设下固定的格套，他不断地吸取西方和古代艺术之所长熔铸自己的创作。他尝试过用古典主义的手法结构小说（如《创造》）；也吸收象征、隐喻的手法展示生活；更长于用直接或间接的心理描写，揭示人物的心灵。宏伟而又精巧的布局，精雕细刻而曲折回翔的语言，莫不给人以美的享受。丰富细密，而不失之繁缛浮丽；清英刚健，而绰约多姿。

文学批评和理论的建树，是茅盾文学业绩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中，除了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这20年间以创作为主外，理论批评是贯彻始终的中心任务。他开始文学事业，便致力于扶植创作，倡导新的文学理论,开展文艺批评的工作。几十年来,他一面对封建文艺、鸳鸯蝴蝶派、“民族主义文艺”、封建的小市民文艺、汉□文艺以及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不良倾向，进行勇敢的批判，像一个清道夫一样,披荆斩棘,清除各种阻力，开拓文艺发展的健康道路；一面奖掖创作，培育文艺新人。早在他主编《小说月报》的过程中,便借助鲁迅的支持,和郑振铎、叶圣陶、王统照、冰心等作家建立起广泛的联系。尔后，在漫长的文学事业中，更以恳切的批评，培育了几代作家的成长。现代文学史上一些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不少都直接或间接受到他的影响或帮助。他的《鲁迅论》、《王鲁彦论》、《徐志摩论》、《庐隐论》、《冰心论》等是大家所熟知的作家专论；同时根据文艺运动的切实要求写下了为数众多的漫评、综述，精细品味的艺术赏析,乃至放眼文坛的鸟瞰。像《春季创作坛漫评》、《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九·一八”后的反战文学》、《〈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抗战期间中国文艺运动的发展》、《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文艺》以及建国后的《短篇小说的丰收和创作上的几个问题》。《一九六○年短篇小说漫评》和《关于历史和历史剧》等，都留下了他这方面的光辉业绩。这些评论，虽然并非篇篇珠玉，甚至一些篇章也会受到某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但是，它不仅对现代文学的历史发展留下了重要史料，同时对文学发展的概况或某些侧面也具有一定的透视作用。可以说，在《小说月报》改革前，文学批评只是零星的、偶然的文学现象；在《小说月报》改革后，通过茅盾等作家的努力，文艺批评则成为经常性的、自觉地解释创作，指导文艺实践的武器。这自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茅盾作为开拓者的劳绩也是不可泯灭的。从20年代开始的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好几代青年作家正是从他的文学评论中得到鼓励，受到教益，坚定地走上现实主义的文学道路，并且取得出色的成绩。茅盾以辛勤的劳动为中国现代文艺批评奠定了基石。

茅盾的文艺批评和理论建树是联结在一起的。他以深刻的功力，系统地研究过世界文学发展史上的种种流派，也精细地考察了先秦以来传统文学的历史，从而提出真、善、美统一的文学主张。他认为最新的不一定就是最美的、最好的,美好,应是真实。这就为“五四”文学理论，提出了唯物主义的美学原则。茅盾认为，这种文艺唯其是真实的，因此要直面现实，反映人生。他倡导为人生而艺术的写实主义文学。在表现人生的问题上，他又把艺术上的真和社会功利、德行的善统一起来，把真实性和倾向性统一起来。他以进步的文艺观提出文艺应该为“平民”、为“被损害与被侮辱者”服务的主张；同时这种文艺必须是美的,它诉之于形象,以情动人。他说，“文学是思想一面的东西，这话是不错的。然而文学的构成，却全靠艺术”（《小说新潮栏宣言》）。但是，他不同意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认为美，应该与真、善和谐统一起来，他坚持为人生为社会利益服务的现实主义原则。茅盾早期的文艺思想虽然带有某些直观的因素，受到自然主义的影响，但在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关系上，仍然坚持了唯物主义的美学原则；而且，他的理论，不是经院式的，而是和文艺实践密切关联的。

茅盾的文艺思想，在革命现实的发展中不断前进。1923年后,便有所转化;1925年《论无产阶级艺术》的发表，阐述了无产阶级艺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标志着他的思想的新发展。这些见解，和恽代英、郭沫若等的革命文学理论在一起，构成了革命文学运动的前奏。此后，在革命斗争中，茅盾的思想虽有起伏，有波折，但是愈加明晰地沿着革命道路前进。30年代后，更加自觉地沿着革命现实主义的大道阔步迈进。这时期，他结合艺术实践所写下的文艺论文，都是左翼文学的重要文献。从40年代初期起，茅盾针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具体状况，在许多论著和批评中，反复宣传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新的人民文艺的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再一次以主要力量从事文学理论批评工作，所写下的文学论著，概括了丰富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文学经验,并且作出具有理论深度的阐述,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写于50年代末期的长篇理论著作《夜读偶记》，针对当时国内外广泛展开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大论战而作，以丰富充实的史实和严密精细的论证见长，是茅盾的一部重要论著，也是新中国文坛的一个难得的文论专著。

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是茅盾文学业绩的又一个方面。1920年在《小说新潮宣言》中便提出在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同时，“取西洋写实自然的往规，做个榜样，然后着手创造”是“很急切”的事。他自己从1916年起，便开始译书。从此就不曾间断下来。1920、1921年间翻译作品即达80余篇。此后还有《雪人》、《桃园》、《文凭》、《团的儿子》、《复仇的火焰》、《俄罗斯问题》、《苏联爱国战争短篇小说译丛》等译作问世。1934年，在“官府的压迫特别凶”和出版商厌恶翻译的情况下，他协助鲁迅创办了《译文》杂志，为读者输送精神食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然主持《译文》(《世界文学》)的工作，发扬老《译文》的优良传统。茅盾的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工作是从革命的需要出发的。他“介绍西洋文学之目的，一半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为的是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后者是“更注意些的目的”（《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在翻译工作中，他努力实现信、达、雅的准则。主张翻译要尊重原作的面貌，也要有创造性，要能把原作的风格和神韵传达出来。他以辛勤的劳动，为现代文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东西。

关于茅盾的评论和研究工作　茅盾创作的评论和研究工作,早在三部曲《蚀》问世后,便广为展开了。这时的《文学周报》、《小说月报》、《创造月刊》、《新月》、《读书月刊》上，都发表过探讨的文章。1931年末，现代书局出版的伏志英编的《茅盾评传》，反映着那时的研究状况和水平。1933年初，上海光华书店又印行了黄人影编的《茅盾论》。此后，随着茅盾的创作影响的扩大，不断有评论和研究的论文。其中鲁迅的关于《子夜》的通信,瞿秋白的《〈子夜〉和国货年》等,都从不同方面讲出了精辟的见解。1945年，为纪念茅盾文学活动二十五周年，重庆《新华日报》的社论《中国文艺工作者的路程》和王若飞的《中国文化界的光荣和知识分子的光荣》，较为全面地评述了茅盾的文学和革命的业绩。自然，从历史的发展来说，这些还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还只是一个轮廓，但却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开展，茅盾的研究工作，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时期，在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讲义和大学的课堂上，一般都对茅盾的生活与创作，进行专章或专节的探讨与讲解。1954年，上海泥土社印行了吴奔星的《茅盾小说讲话》，论者所持见解，自然未必完全妥当,但对茅盾的许多名篇，多所论及。1959年的5月和8月,相继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邵伯周的《茅盾的文学道路》和叶子铭的《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这是茅盾研究工作的重要收获，尤以后一部论证较为全面、翔实。

不过,随着现代文学研究中“左”的影响的加深,特别是1964年对电影《林家铺子》批判后，茅盾的研究工作受到干扰，直到江青反革命集团粉碎后，这一研究工作才得以复苏,而进入新的里程。这反映在茅盾的研究资料工作，日益引起教学和研究者的重视。1981年茅盾逝世后在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悼念和回忆的文章，为茅盾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②关于茅盾的研究论文，无论深度和广度，都比过去有较大的进展，并出版了一批有见地的研究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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